【内容摘要：其实，翻寻重庆的红色记忆，还有很多的线索和路径，它们就隐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定格在这个城市过去的某个时刻。】
    当翻寻重庆这座城市的记忆时，几乎是一种本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一抹熠熠生辉的红色。从红岩村到曾家岩周公馆、新华日报社旧址，从渣滓洞到白公馆，这样的红色无处不在，像岁月深处破雾而来的明灯，照耀着重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沿着岁月的足迹，让我们走进记忆深处的红岩村。红岩村坐落在嘉陵江畔，由于当地的土质主要含有红色的页岩，故称为“红岩”。1939年初夏，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为利于工作和躲避日机轰炸，迁于此地。当年秋天，在红岩村的南坡地段上，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自己设计并参加修建的办公大楼落成，是一幢外看二层、实际三层的深灰色大楼，底层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是南方局机关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三楼是南方局、办事处的机要科和秘密电台室等等。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在此居住了40天。

在今天的许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红岩村的描述。当然，要详细了解红岩村的过往，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走进位于红岩村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在这里，当你品味由现代声光电技术解读的那段峥嵘岁月，凝视林木掩映的红岩村13号楼，脑海中响起《红梅赞》的旋律，你就找到了关于红岩村的那抹红色记忆，触摸到了象征革命的红岩村和象征“爱国、奋斗、团结、奉献”的红岩精神。

其实，在红岩村13号的地下革命和斗争期间，为了解决住房上的困难，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在曾家岩50号租下了部分房屋，作为当时南方局在重庆市城内的办公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周公馆。它是一幢三层楼房，右侧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有国民党警察局的派出所，这幢楼挺立在中间。楼的二层有两个房间分别作为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底层和三层为南方局其他同志用。周恩来离开重庆后，这里就成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只有当你亲自站在这里，触摸这里的砖瓦墙缝，才能感受到“周公馆”不是一个空泛的红色代号，而是一段真实的艰苦斗争的生活记忆。

今天，只要走进渝中区民生路，定会在众多繁华的现代建筑群中，邂逅新华日报社旧址———一座普通而陈旧的三层楼房。这里曾是“抗战号角”诞生的地方，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阵地，也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之一。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笔写下了“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在冲破层层封锁后，印有周恩来题词和挽诗的《新华日报》于当日清晨出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抚今追昔，《新华日报》的余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让人深深怀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口诛笔伐的共产党人。

任何时候，只要打开重庆“红色记忆”的箱子，渣滓洞就会从岁月深处向你走来，带着曾经的雾霾、黑暗与恐怖，也带着烈士的坚贞与鲜血。渣滓洞原为一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被称为“渣滓洞”。当煤窑变成监狱后，这里便充满了杀气，四周的碉堡、暗哨、铁丝网叫人感到阴森恐怖。当年，关押人员来源主要有1947年“六·一”大逮捕的“要犯”、《挺进报》案和“小民革”案中的被捕人员，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的被捕起义人员，最多时达三百多人。罗世文、江竹筠、许建业等烈士曾在此关押过。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200多在押人员进行屠杀，仅15人逃脱。

常常被人与渣滓洞相提并论的白公馆，起先乃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号“香山居士”中的“香山”二字，命名为“香山别墅”，人们习惯称它为白公馆。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此改建为监狱关押“政治犯”。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曾一度作为美方人员招待所。白公馆关押的均属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有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关押“政治犯”最多时达二百余人。在重庆解放前夕，在此关押的大部分人员被杀。而当你走进戴公祠旁的警卫室，便站在了“小萝卜头遇难处”。“小萝卜头”遇害时年仅九岁，堪称中国革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也是最鲜嫩的一抹红色。

其实，翻寻重庆的红色记忆，还有很多的线索和路径，它们就隐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定格在这个城市过去的某个时刻。无论我们沿着哪条线索和路径回望，看到的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触摸到的都是一抹令人激荡的红色，感受到的都是灵魂的震撼与洗礼。我们相信，正是记忆深处的那一抹抹红色，浇铸了重庆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红岩精神”，也激励着这座城市向前挺进、向上升腾。